“新能源的前景很广阔，一旦发展进入到成熟期，将会带动上万亿的产值。”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表示，但现在的问题是，包括风能、太阳能等的发展都是相对独立的，新能源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规划，除了政策扶持外，更要认真考虑其发展模式和道路，创新性的研究如何实现新能源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新能源焕发商机

2009年上半年，在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包括纺织、钢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相继出炉，传统产业焕发生机的同时，如何谋划新兴产业的发展，也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命题。

2009年9月21~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连续召开三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座谈会，听取经济、科技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在会上强调，要把包括新能源在内的新兴产业作为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使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会议提出现阶段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加快推进，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未来五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1.4%，这在当时随即引发对能源结构调整的热议，但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信号。

2011年12月15日，国家能源局公布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根据该目标，到2015年，中国将努力建立有竞争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热利用及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开发总量将达到4.8亿吨标准煤。

“从国家一系列的规划看，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经济将保持较快增长，对于能源需求也将不断激增，但是传统能源使用面临污染环境等诸多问题，大力发展新能源，不仅是中国的出路，也是世界的共同选择。”中国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朱彤表示。

据了解，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新能源产业正逐渐成为引领全球经济进入下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重要引擎。美国政府提出，要在10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在智能电网、节能增效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占其能源投资总额的60%。欧盟各国为了强化其在新能源领域已经获得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例如德国通过了温室气体减排新法案，使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从现在的14%增加到2020年的20%。日本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能源相关政策法规，积极促进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在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的同时降低对外依存度。

在国家的政策机遇面前，各地已经尝到了新能源产业的“甜头”。如福建省，2011年全省已有12个LED和光伏产业专业园区，企业数量超过150家，产值超100亿元。安徽省也提出，要在“十二五”末，实现新能源产值千亿元以上。而此前早已抢得先机的江苏省，根据其制定三年的规划，新能源产值将在2011年实现4500亿元。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加入发展新能源的队伍。2011年12月，包括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发布了地方版的可再生新能源发展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期间新能源发展的主要任务、政策和保障措施以及开发利用重点建设项目等内容。而据媒体报道，2012年初，还将有包括未来五年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以及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17个能源专项规划密集出台。

技术和市场隐忧再现

在新一轮投资热潮的背后，技术和市场，这个困扰传统产业多年的问题，此刻也在施压新能源这个新兴的产业。

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核事故之后，各国核电发展计划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中国国务院在当月出台的核电“国四条”中，即明确要求在核电安全规划出台之前暂停审批新项目。

而在新能源的风电领域，由于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很高，产能连年增长，但是由于风电并网的技术跟不上产业的发展，导致整个风电制造业产能过剩。对于光伏产业，“十二五”以来，国内多个省份已将其列为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但最新统计表明，2011年全球光伏总装机量大致为24GW，相比2011年增长30%左右，而目前国内已建和在建的光伏产能约为50GW。很明显，国内的产能扩张速度已远高于市场增长速度。由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底联合发布的2012年《低碳发展蓝皮书》也指出，目前，中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1.4%的目标主要依靠水电完成，但水电站的建设引发生态环境问题隐忧。风电间歇性电源并网瓶颈不断凸显，智能电网建设与风电场建设难以同步完成，造成大量弃风和风电消纳困难等问题。光伏发展“两头在外”，国家政策不足以拉动国内光伏市场。

“风电等新能源目前是相对过剩，与之前几年市场需求不一样，现在因为金融危机，导致国外尤其是欧洲对光伏发电需求的减少，市场出现调整。”朱彤认为，一旦经济恢复，政府支持力度加大，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将会得到解决。

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技术。“核心技术这块是我们发展新能源做得最差的一块。欧美的发展模式是搞研发卖技术，我们目前是‘打工的’，高价进口别人的关键技术、装备和生产线，低价出口产品。”孟宪淦说，比如中国的光伏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这是因为国际市场需求所带动起来的，现在全球光伏发电市场增速放缓，这首先影响的，就是产业链中竞争最为激烈、技术门槛最低的组件和电池制造环节。“从技术的角度看，中国的光伏产业仍然只是处于初级阶段。”

有序引导机制先行

对于未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格局，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曾表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经历了一个规模化快速增长时期和能力迅速形成时期，“十二五”期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在规模和基本产业链条形成的基础上，在质量上实现飞跃，建立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而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首次强调要积极有序发展新能源。如何才能有序发展？在孟宪淦看来，中国对新能源发展的认知还处于探索的阶段，但是可以借鉴20世纪末针对农村能源建设所提出的16字指导方针，即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实效。“重新认识这个方针的内涵，包括新能源经济的特点、技术要求以及市场需求，然后不断完善。”

孟宪淦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新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政策扶持，发展速度与政府的投入相适应。但到了2020年之后，新能源将迎来大发展时期，这就需要提高产业的市场竞争力，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骏曾发文指出，新能源的产业链长，对拉动经济、增加就业作用明显。但只有这个产业中所有设施都实现了按设计水平正常运行，才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不然的话，反而会造成全产业链更大的损失。

“对于新能源如何走好开局之路，一是解决核心技术；二是完善产业链，比如太阳电池，多晶硅的技术问题、质量问题、污染问题，产业链都需要完备；三是完善配套设施，包括上网的问题、监测的问题、售后的问题都需要做好。”孟宪淦说。

“在培育新能源市场方面，如何降低成本是一个核心问题。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更灵活，市场嗅觉更敏锐，大举进入，必然会带来成本的降低，也必然将惠及普通百姓。”朱彤认为，在政府出台政策和管理扶持中，要分清哪些产业是过剩的，不能仅仅将规模作为市场准入的唯一标准，而应该用环保、能效这些指标去规范企业的行为。“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去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并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和比较机制，营造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相结合的激励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