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在不制定新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国际能源署如何领导世界各国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VanderHoeven:国际能源署是一个思想库、一个咨询机构，为政府提供数据和分析结果。当数据和分析结果显示需要人们提高警惕的时候，我们会适时地发出警告。多年来，针对能源消耗现状，尤其是化石燃料的消耗，我们已经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这种担忧与日俱增。能源行业是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控制气候变化的趋势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我们做出切实有效行动的基本点。

今年年初，国际能源署提出了四项政策措施，为在“零净经济成本”的情况下，到2020年实现“2摄氏度”的控温目标扫清了障碍。一方面，针对气候的国际协商将一直持续到2015年将在巴黎举行的缔约方重要会议上；另一方面，为了促成人们翘首以盼的国际气候协定，各国政策表态仍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四项政策”得以尽早颁布，就能为早日实现目标赢得宝贵时间。

同时，我们发表了路线图以及政策行动路线，为实现到2050年的控温目标、构建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体系提出了相关看法和建议。

eo:巴西拥有丰富多样的可再生能源和海洋油气资源。您如何定位其作为“新兴的能源基地”这一角色？

VanderHoeven:巴西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因此，对于国际能源署来说，巴西也是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从能源构成来看，巴西无疑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可再生能源拥有量最多的国家，超过了40%。此外，巴西在应对另一重要能源挑战，即扩大接入电网途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同时也是国际能源署重点关注的问题。目前在巴西，超过99%的家庭能够享受现代能源方面的服务。正如你所说，巴西在深水资源勘测以及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有助于其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全球石油生产的领头羊。

我们对巴西能源前景的重视将在我们正在撰写并将于今秋完成的《世界能源展望2013》中作为特别关注得到呈现。

eo:您能否对全球不同类型石油生产递减率和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北美及其他地区页岩油的发展前景如何？

VanderHoeven:《世界能源展望2012》（以下简称《2012报告》）预测到2035年，综合递减率（即经过产量峰值后油田的年均产油变化率）会出现整体上升。由于页岩油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我们对于页岩油井的产量递减率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于一些新开发地区的情况更是如此。

《2012报告》还预计全球最终可采页岩油量约为2500亿桶，但同时指出目前对于美国本土以外的页岩油资源情况还知之甚少（即使与美国相关的预测数据也是五花八门）。国际能源署预计从2012到2018年间美国开采的页岩油量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日产量为230万桶。尽管新兴的页岩油技术能在重振成熟油田方面助欧佩克国家一臂之力，但国际能源署不会对其他地区进行类似大规模产量的预测。

eo:产油国逐步取消化石能源补贴会对石油出口量和收益产生什么影响？

VanderHoeven:国际能源署将化石能源补贴视作发展可持续能源的头号公敌。化石能源补贴会推高市场需求和排放量，从而造成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化石能源补贴是扭曲能源市场的重要因素。201年，我们曾预计其总额将达到5230亿美元。在各个产油国，化石能源补贴的做法一度非常盛行，尤以中东地区国家为甚。

所幸的是，许多能源资源丰富的出口国开始逐步取消化石能源补贴，或是表达了对这一做法的兴趣。其根源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化石能源补贴会导致国内能源使用效率降低。长此以往，这会使石油出口面临出口量缩减的威胁，从而影响主要的国家财政来源。

eo:您如何看待能源产业中东南亚国家的崛起？

VanderHoeven:东南亚正与中国和印度一道使全球能源体系的重心向亚洲倾斜。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强大的经济后劲，自1990年以来，东南亚的能源需求增长了2.5倍。

由于该地区人均能源消耗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并且超过1.2亿居民仍未能用上电，因此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作为我们近期发表的《世界能源展望特别报道》的一部分，《东南亚能源展望》指出，到2035年，东南亚地区的能源消耗将是现在的1.8倍。该报告同时指出了为满足需求增长所必须克服的种种障碍。

eo:在未来，水资源问题将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各国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VanderHoeven:水对于生命和能源生产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源，但水资源的可获得性目前正受到来自全球各个地区众多问题的威胁，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不仅使全球气温升高，还会对水资源的供应造成一定影响。

化石能源发电站通过闭循环冷却系统中附加的冷却容量减少其采水量。这对于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尤为重要，因为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新建的煤电站都位于水资源较为稀少的地区。

能源产业减少对水依赖的方式还包括提高对非淡水资源的利用，比如淡水、处理过的废水、暴雨水以及在油气资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采出水；同时采用水资源再利用的相关技术。此外，风能以及光伏对水的需求也是微不足道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对热能发电技术来说是一个优势。

eo:作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在能源数据共享以及石油战略储备协作方面，国际能源署如何与中国展开合作？您能否举几个例子进行说明？

VanderHoeven:随着世界能源地图的重绘，国际能源署的二十八个成员国与众多重要新兴经济体一道面临着许多挑战。同时我们在构建一个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体系有着共同利益。这也是国际能源署极为重视与像中国一样属于非成员国但却是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的原因。

国际能源署与众多重要的合作国家，比如中国，在实际运作方面展开了合作，包括数据共享、协作绘制技术路线图以及审查针对紧急情况的准备工作。

国际能源署与中国展开的特殊合作主要是基于双方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关切基础上的相互协作。

eo:您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在能源方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有何建议？

VanderHoeven:与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未来中国在能源安全和能源可持续方面有着重大利益。实现未来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开展对话和合作。国际能源署与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展开了长期的合作，我们愿意与中国分享这些经验。

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价格信号引导

eo:可再生能源技术未能帮助一些国家实现工业化同时未能得到普及的原因是什么？

VanderHoeven:受能源需求增长、能源需求多样化、全球气候变化、地区污染问题等方面因素的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已经推行到许多新兴国家。

然而，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布局需要长期稳定的扶持性政策环境，要有明确的战略计划目标。而这些都需要在必要情况下合理金融支持计划的支撑。

反之，如果缺少这样一个框架或者政策出现不确定性，又或者出现一些非经济壁垒，就极有可能出现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这样一来，实现可再生能源产业和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eo:如何降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交易成本？

VanderHoeven:与新的常规能源发电方式相比，可再生能源在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现有技术，比如水力压裂和地热供能竞争力非常强。对于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市场，陆上风能在与新建煤电气电厂的竞争中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系统成本的降低也为太阳能产业的星期提供了富有竞争力的市场要素。

扶持可再生能源全面提高可再生能源竞争力的同时，除了提供过渡性政策补贴之外，政府还能够降低行业风险，从而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巨额金融成本。政府能够通过消除非经济壁垒以及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做到这一点。在开发商和投资商看来，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他们无法克服的首要风险。

eo:根据预测，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目前水平的两倍。您对于控制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有何建议？

VanderHoeven:提高能效是应对能源需求增加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佳途径。为此，国际能源署提出了《25条能效政策建议》，即一揽子通过验证且成本效率较高的政策。各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和首要目标予以执行。这些建议从跨行业的措施到与建筑、器械照明、交通运输、工业和公用事业公司相关的推荐方案，涵盖面非常广。

eo:不同国家如何制定更高水平的可再生能源指数？如何对碳排放收费？以及如何终止化石能源补贴？

VanderHoeven:这取决于各个国家如何制定最适合自身发展的政策。

调整国家能源构成，对碳排放收费以及终止化石能源补贴，要实现这三者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他们能够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价格反映能源生产和消耗的实际成本，这就使技术和政策共同作用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从而有助于构建一个安全可持续的能源体系。

eo:在世界范围内，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化石能源补贴有何区别？

VanderHoeven:我们的《2012报告》指出，除水能以外，可再生能源在2011年收到来自世界范围各种形式的补贴总额预计为880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24%。

与之相反，《2012报告》预计同年化石能源补贴总额为5230亿美元，比2010年水平增加了约30%，比可再生能源补贴总额的六倍还要多。

eo:为什么能效、碳收集及储存（CCS）技术和碳收集、利用及储存（CCUS）技术与太阳能和风能一样，被寄予如此高的期望？

VanderHoeven:按照各国政府在2010年所做出的承诺，要想将碳排放控制在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的范围内，需要对不同清洁能源技术进行综合利用。就像我今年出席在印度举行的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未能达到人们的预期。

国际能源署的分析指出，碳排放控制目标的实现一半的功劳来自于能效。能效是我们以成本效益较高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机会。国际能源署的《2012报告》分析指出，一直以来，能效重整了世界经济，在降低能源消耗的基础上实现了向更高产出的过渡。

能效对于提高能源安全来说是首要优先考虑的事。同时，能效还有许多附加好处，比如减少污染和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即便如此，化石能源消耗仍在持续增长。但可惜的是，碳收集技术布局的进度比国际能源署公布的、能够切实控制气候变化的规定进度慢得多。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确保碳收集及储存（CCS）在这个十年末的时候成为一个可行的选择：最关键的是要降低成本和创造合适的政策环境。中国在发展碳收集及储存技术方面的做法值得赞扬。

eo: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16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第二大发电资源。这一预测是如何做出的?

VanderHoeven:随着可再生能源布局不断在世界范围内扩大，竞争地位仍在持续上升，可再生能源仍是能源产业发展最快的环节。

国际能源署在《2013年中期可再生能源市场报告》中指出，2012到2018年期间，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预计将会增长40%；到2018年，可再生能源将占总能源发电量的四分之一。而这一比例在2006年和2011年分别为18%和20%。

基于这种增长势头，到2016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会超过天然气发电，即使天然气发电也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但可再生能源与煤炭相比，也只能屈居第二。

eo:您如何评价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能否给出您的建议？

VanderHoeven:在中国，能源需求激增、需求多样化以及减少地区污染的迫切需要成为了可再生能源布局合理化的推动力。以五年计划为支撑的理想政策环境、经济激励再加上获得低成本经济支持的畅通渠道、专门的制造部门以及技术进步，这几个因素加起来能够大大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挑战仍然存在：相较于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一体化，现有电力市场框架对于出售煤电和电网的提升和运营更为偏爱。机构改革以及在政策和规划方面更加完善的手段能够扶持可再生能源布局，更能为基于市场的电力定价提供支持。

中国目前已经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同时计划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体系，优化电网以及为分布式发电提供经济激励。但更多有关配额体系的细节仍待商榷。

“天然气黄金时代”

eo:英国卫报曾揭露欧盟将天然气划为可再生能源,您认为是否合理？

VanderHoeven:天然气不属于可再生能源，不应该这么划分。它属于化石燃料。但天然气的碳浓度比起煤炭甚至石油来说要低得多，因此若天然气能够在发电方面替代煤炭、运输方面替代石油，这对于降低碳排放来说将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全世界的电力系统都由现代天然气工厂代替的话，每年碳排放量将减少44亿吨，这相当于中国目前的碳排放量。因此，天然气对环境做出的贡献潜力无穷。

可惜的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因为一个以天然气为主导的能源体系也会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因此，需要对核能、水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进行大规模的合理布局。

eo:各国对于去年（2012年）六月公布的“天然气黄金时代”的“黄金法则”作何反应？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哪些挑战？

VanderHoeven:大量资源和经济数据为“北美地区已进入‘天然气黄金时代’”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人们有理由相信天然气能够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美好的前景。但有关非常规气体能源发展的一些社会以及环境问题仍然成为人们的隐忧，尤其是潜在的空气污染问题以及水资源供应环节的污染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妥善解决。此外，公信力也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否则非常规能源革命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国际能源署在2012年六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就非常规气体能源的发展提出了“黄金法则”。这些法则包括建立协商和透明机制，以审慎小心的态度择取钻井点以及防止气井泄露造成供水资源和大气污染的防范措施。秉持着与八国领导所达成协议一致的原则，国际能源署率先开办了一次高端论坛，就非常规气体能源问题讨论如何建立这些“黄金法则”，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做法的广泛应用。

这些倡议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目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和行业代表都积极地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eo:什么样的激励方式能够促使公司积极应对水力压裂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

VanderHoeven:最好的激励是要明确解决问题的同时要规避反受问题冲击的风险。这就是我们提出“天然气黄金时代”的“黄金法则”的原因。

eo:据预测在2012到2017年间，中国和波兰将成为页岩气发展领域的新兴力量。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有哪些机会和挑战？

VanderHoeven:根据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目标，中国计划到2015年将页岩气产量提高到65亿立方米，到2020年产量达到600到1000亿立方米。这些目标都很有挑战性，甚至连那些公司自己都在质疑这些目标。总体来看，页岩气勘测仍处于初级阶段。到2012年底，页岩气井总数仅为80口，总产量仅为5亿立方米。

中国的地理情况与美国不同。美国页岩气资源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而中国的页岩气资源多在多山地区，且埋藏更深。其次，对于中国来说，水资源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后，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中国钻井支持服务这一行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国际能源署预计在欧洲，中期最大产量不会超过20亿立方米。尽管人们对于波兰页岩气的热情有所消减，但它仍然是前景最好的国家。与中国类似，波兰的地质状况与美国也有所区别。

eo:国际能源署为何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对页岩气的规范？

VanderHoeven:如我之前所说，国际能源署是一个思想库：我们不会就规则提出建议，但我们会提出有关政策的看法。如何就最适合本国气体能源行业的做法作出决策，取决于各国自身。

如我之前所说，在我们提出的建议政策中就有“天然气黄金时代”的“黄金法则”。

“黄金法则”是这样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允许决策者、管理者、操作者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通过建立环境职能水平和公众接受水平标准，消除环境和社会影响，从而为各个产业维系或赢得一定管辖范围内进行相关运作的“社会许可证”。这为大范围内非常规气体能源的广泛发展铺平了道路，极大改善整体气体资源供应现状，变“天然气黄金时代”为现实。

eo:页岩气对美国国际地缘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例如对俄罗斯、欧洲、中东的依赖性？

VanderHoeven:一些观点认为，美国若能获得能源方面的独立，就有机会实现与全球或部分地区市场的分离。对于这些观点，我们要再三斟酌。

首先，尽管我们认为美国在近几年会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但同时我们也预计到2035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较目前水平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石油市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全球性的。无论其来源，石油价格与其可获得性都与其他地区的情况和其他地区石油可获得性密切相关。这一事实强调了展开石油安全政策合作的重要性。未来几十年内，美国以及其他主要石油消费国在维护石油安全方面仍将有重大利益。

eo:页岩气革命如何转变能源产品及其衍生品的价格机制？

VanderHoeven:在美国，气体能源价格反映了市场基本原理，即供需平衡。有效率的市场并不一定是低价市场。事实上，几年前美国的传统气体能源生产持续低迷，美国气体能源价格水平也比亚洲要高。页岩气产量的迅速提高使供需平衡达到了理想的状态。同时，气体能源价格也因此达到平稳水平。

《2012报告》预测美国到2035年会成为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量将达600亿立方米。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一出口量（约占当时跨地区交易量的6%）对于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气体能源价格来说还远远不够。此外，液化气体资源也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eo:您如何评价页岩气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能否给出您的建议？

VanderHoeven:页岩气在中国的发展进程算不上很快：由政府设定的官方发展目标仅为美国目前所达到进程的三分之一左右。地质环境复杂、四川省人口密度较大的问题、内蒙古地区水资源稀缺问题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规范都成为阻碍中国页岩气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我们看来，中国应该在土地和水资源问题方面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行业竞争、基于市场的定价机制以及开放的输气管道系统是推动创新和吸引投资的基本要素。

在最近一本有关规范中国天然气市场的书中，我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上述建议和看法。气体能源定价改革的持续进行将会为非常规气体能源生产创造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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