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颁布了新的法律，取消了对农民在何处以及向谁出售农作物的限制。那么，为什么印度农民抗议而不是庆祝其新的经济自由？原因是农民认为新制度存在风险，并青睐大公司。他们怀疑政府的动机，特别是制定新法律的仓促。他们担心，如果新法律使家庭农场无法生存，鉴于印度制造业创造的就业记录不佳，他们将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即使农民认识到现有系统的问题，他们仍然愿意坚持使用现有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到1960年代，印度还是一个粮食短缺的国家，依赖美国的援助（PL 480）。1974年，因提出“公地悲剧”而闻名的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写了一篇相当令人震惊的文章《生活在救生艇上》。在这篇文章中，他反对美国放弃其农业盈余作为粮食援助。他看到了援助，使印度的人口超出了其“承载能力”。

哈丁不欣赏在他发表论文的同时，印度的农业正经历着一次重大变革，即绿色革命。新技术使印度农民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通过证明自己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土地，印度农民反驳了哈丁关于印度固定的“承载能力”的假设。绿色革命将印度变成了小麦和大米的过剩国家。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是绿色革命的最初发源地，现在已经扩散到印度其他地区。

绿色革命的特点

绿色革命技术要求农民使用高产种子以及肥料和大量水。由于农民购买了种子和化肥（而不是将农作物用作种子），因此他们需要保证自己的收成能够获得公平的价格。联邦政府承诺实现该目标的最低支持价格（MSP）。但是，MSP与其他任何政策一样，都需要在当地进行启动。因此，政府在批发市场（称为农产品销售委员会，APMC）之间派驻了采购代理，以购买农民可能提供的任何数量的谷物。

该购买系统具有另一个重要目的。向政府保证了公共分配系统的谷物供应，该计划以补贴的价格向穷人提供大宗商品。政府之所以能够收集到足够的粮食，是因为它要求农民将其收成出售给指定的APMC。当然，这也意味着农民不能在APMC以外的地方出售，因为他们有可能为收成确定更高的价格。  

如果新法律使农民摆脱APMC垄断的束缚，他们为什么要抗议？ 

三部农业法入门

在2020年季风会议上，印度国会制定了三部法律，使农民能够：（1）在指定的APMC之外买卖谷物；（2）与公司签订出售其谷物的合同；（3）未经起诉而储存谷物ho积。

农民认为这些法律为大公司接管农业部门奠定了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市场是操纵的，不允许他们与大公司平等地进行谈判。因此，农民更喜欢坚持效率低下，但可靠的政府主导的采购制度，而不是采用更“有效”的自由放任模式。

尤其是，农民担心如果没有基于APMC的强制性采购系统，MSP将失效。回想一下，MSP可作为有效的价格底线，因为农民可以随时向政府的采购代理出售产品。但是，如果APMC的谷物收成下降，政府将希望通过仅在部分APMC中派驻采购代理人来提高“效率”。没有政府代理，私人行为者可能无法以脆弱的借口来兑现MSP。一位农民指出他说：“当大型跨国公司（如百事可乐）与我们签订合同购买农产品（例如土豆）时，他们收获时会拒绝一半的农产品，因为它们的质量很差。他们说马铃薯的大小必须正好为12英寸，或者水分含量必须符合此规格，依此类推，我们无法提供。然后他们拒绝一半的农产品。”

在收割期，农民迫切希望出售自己的农作物，并借新的贷款种植下一种农作物。鉴于运输谷物的高昂成本，农民通常无法四处购买“正确的” APMC。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希望现有的APMC系统继续存在的原因。

抗议显示政治不信任

鉴于其绝对的议会多数席位，人民党政府在未充分咨询农业界的情况下制定了这些法律。协商过多会导致政策瘫痪，而协商过多则会引起反弹。

农民对政治进程的不满与农业收入的下降重叠。农业生产率停滞不前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印度没有在制造业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无法从农业中吸引劳动力。作为参考，农业占印度GDP的17％，但雇用了55％的劳动力。由于农村人口除了农业以外别无选择，因此政府试图修改现有的农业安排具有政治影响。  

在1990年代，全世界的政府通过私有化国有公司，取消对外贸的限制，改革劳动法以及邀请外国直接投资来进行经济改革。在过去的十年中，对这些改革的反对越来越强烈。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富人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代价，垄断了收益。因此，政策改革进入了更加困难的领域。由于公民感到被剥夺权利，他们诉诸街头政治。

正在进行的农民抗议活动反映了这一更广泛的全球趋势。尽管绿色革命模型遇到了麻烦，但尚不清楚如何进行改革。由于农业以外的工作很难获得，因此农民捍卫了自己的财产。印度政府未能建立政治共识，并且匆忙制定了三部法律，使农民对这项改革的真正动机感到怀疑。

来源 forbes  编译 陈讲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