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估工作情况

本次评估选取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和27个省会城市，共计36个典型城市作为评估对象，以上一年度（2019年）统计数据为基础，由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评估。

一是围绕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痛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及评估重点。对标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围绕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外部环境因素及面临的主要痛点难点问题，对评估指标体系不断优化完善，并邀请全国人大、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研提意见，从“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融资环境、创新环境、政策环境”5个维度构建了5个一级指标，确定了21个二级指标和36个三级指标。

二是建立多维度数据获取渠道，确保数据客观真实。本次评估数据主要来自5个方面，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填报，企业网上调查，实地调研及第三方穿行测试，公开统计数据，政府网站、媒体及权威机构获取数据资料（注：企业调查、调研及穿行测试等以2020年当年情况为基础）。期间，由第三方机构累计对2.6万家企业开展网上问卷调查、检索400余个相关政府网站计40万条信息、拨打投诉电话及发送测试邮件300余次、赴20个城市实地调研、与600多家企业座谈交流，获取了大量客观详实数据。

三是增加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中小企业政策获得感的评估评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冲击影响，本次评估在采集分析2019年客观数据基础上，聚焦当下实际，通过在问卷调查中增加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疫情以来出台政策企业感受度的分析，了解企业复苏情况和政策获得感。

二、评估主要结论

（一）总体情况

总体来看，国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城市发展环境较上年呈现不同程度的优化，但不同区域、城市和指标之间的差异仍较为明显。上海、深圳、南京、广州、北京、杭州、厦门、成都、天津、宁波位居前十（图1）。此外，结合实地调研和企业调查等情况反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小企业发展面临较大冲击挑战，但随着中央及地方各项扶持政策出台和国内疫情防控有力保障，大部分地区经济运行企稳，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改善向好的整体趋势未变。

图1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综合得分情况

（二）参评城市发展环境主要特征

一是各地发展环境形成4个梯队结构特征，区域间呈现明显降序分布。

一方面，36个城市综合得分和各项一级指标得分均形成鲜明的4个梯队结构，不同梯队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数差异（图2）。其中，对比2019年度试评估结果，第一和第四梯队城市稳定性较高；

图2参评城市发展环境主要特征

另一方面，各区域间综合得分均值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阶梯降序分布（图3）。从具体排名看，前10位的城市中有9个来自东部，而后10位的城市主要来自西部（5个）和东北（2个）。同时，西部12个城市间发展环境差距较大，成都、西安总体表现较好，其他多个城市排名靠后，发展环境不均衡的矛盾较为突出。

图3 各区域综合得分情况

二是各项环境在城市间表现存在差异，融资环境与发展环境的整体水平相关度最高。

从构成发展环境的5个一级指标平均得分来看，法治环境（0.7030分）和政策环境（0.5934分）得分较高，显示各城市间整体表现较为均衡，排名靠前和排名靠后的城市之间差距相对较小；而融资环境（0.3889分）、创新环境（0.4014分）和市场环境（0.4951分）得分较低，显示各城市间整体表现差距较大。从不同区域指标平均得分也可以看出，与东部地区城市相比，其他地区在融资环境、创新环境、市场环境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有较多短板和不足（图4）；

图4不同区域一级指标得分情况

此外，各项一级指标与综合得分的相关系数显示，融资环境的好坏对发展环境总体水平影响程度最高。反映了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各项融资支持政策有效落地、提高融资便利度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对于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具有直接和明显的意义。

三是城市内部各项环境指标均衡度不一，头部城市发展优势较为突出。排名第一、二位的上海、深圳，以及第三、四位的南京、广州，在全部5项一级指标排名中，各有4项和3项一级指标位居前5，体现出强劲的综合实力。而北京、杭州两市则分别凭借在创新及政策环境、市场及融资环境上的突出表现跻身综合排名前列。排名靠后的城市各项环境表现相对较差，其中部分城市由于在创新环境、市场环境等个别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影响了城市的整体表现。

四是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与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综合得分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有9个位于“胡焕庸线”东南方向，其共同特点是人口密度较大、城镇化水平较高、有较好的经济金融基础，中小企业的数量和质量普遍较高。而位于“胡焕庸线”西北方向的城市，创新能力和投入相对不足，中小企业不论从数量还是发展质量，与经济发达城市相比都有着较大差距（图5）。

图5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综合得分情况

五是部分领域发展环境较上年得到明显改善。如，政务服务便捷度明显提升，开办企业时间大幅压缩，由试评估时平均6.3天减少至4.9天；支持中小企业的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如试评估时4个尚未建立促进中小企业工作领导机制的城市，已先后成立领导小组并开展相关的协调工作；政策性融资担保作用持续发挥，各城市担保额由上年的平均43.27亿元上升至62.73亿元。

（三）各项一级指标评价情况

1.市场环境评价结果

市场环境由市场准入、要素保障、政务服务、市场主体、公平竞争5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构成。结果显示，深圳、南京、杭州、广州和上海排名居前5位，排名6-10位的城市分别是宁波、青岛、合肥、厦门和成都。

2.法治环境评价结果

法治环境由权益救济、行政执法、司法保护3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构成。结果显示，南京、福州、广州、厦门和天津居前5位，排名6-10位的城市分别是长沙、深圳、长春、杭州和成都。

3.融资环境评价结果

融资环境由贷款获得、信用与担保、创业投资、融资满意度4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构成。结果显示，上海、南京、深圳、杭州和厦门排名居前5位，排名6-10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宁波、成都、济南和长沙。

4.创新环境评价结果

创新环境由创新载体、人力资源、创新投入、成果产出4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构成。结果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和西安排名居前5位，排名6-10位的城市分别是广州、杭州、武汉、南京和成都。

5.政策环境评价结果

政策环境由组织领导、财政支持、服务促进、企业培育、政策落实5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构成。结果显示，广州、北京、上海、合肥和深圳排名居前5位，排名6-10位的城市分别是昆明、成都、宁波、南京、天津。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得分排名情况

三、疫情期间支持政策发挥作用情况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精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问卷调查及实地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税收优惠、降电价和运输费用减免等政策受惠面最广，社保减免和缓缴五险一金政策含金量最高，稳岗补贴和运行保障措施最暖心，财政支持政策撬动引领作用最大，普遍表示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政策的“真金白银”，充分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这些政策措施对于加快企业复工复产、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相对而言，企业对融资支持及房租减免等政策的获得感有待加强。

四、各地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主要经验做法

评估发现，各地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推广并借鉴，包括：一是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深圳市上线“i深圳”APP，全市70%以上法人事项实现掌上“秒批、秒办”；银川市企业开办“只进一门、只对一窗、只交一套材料”，从办理到办结最快只需0.5天。二是加大企业诉求响应力度。如，宁波市建立“8718（帮企一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开辟投诉维权等4条热线和市县两级平台流转协同办理机制；天津市加强投诉举报响应力度，采用纪检、司法等手段，堵住资金管理漏洞，解决拖欠中小企业“旧账”。三是创新融资服务手段。如，杭州市整合银企融资供需、政务数据、商业数据等多渠道信息，针对外贸等行业中小企业推出纯信用、免抵押、成本低的“杭信贷”产品；厦门市设立16亿元“中小微企业增信基金”，为企业提供信用融资增信及风险补偿。四是构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生态体系。如，长沙市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融资及产品创新，推动企业向细分领域单项冠军企业发展；西安市打造以“研究机构+天使基金+孵化器+创业培训”为一体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形成对接紧密的创业创新生态体系。五是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如，南京市每月举办“服务日早餐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与中小企业负责人共进早餐，现场问需于企、问计于企；广州市建立市领导与民营企业家恳谈会制度，充分听取企业对政策制定的意见建议，多条政策建议被纳入到相关政策文件中。六是创新中小企业服务模式。如，上海市打造全国首创的电子政商综合平台，推动11个市级政府部门及16个区上云开设“旗舰店”，推出上万项专业服务产品；南京市探索“政府投资、国企经营、专业化服务、准市场化运营”的运营新模式，打造江北新区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布局生命健康领域全链条服务，实现为中小企业提供市场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此外，评估过程中也发现，各地在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包括：1.促进中小企业工作机制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部分地方工作支持力度出现弱化；2.融资支持政策缺乏深入有效落实，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3.中小企业合法权益被侵害问题时有发生，权益保护力度仍需加强；4.商事制度改革仍需深化，部分措施尚未完全落地；5.一些隐性壁垒依然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待完善；6.要素价格上涨过快，企业成本负担仍然偏重；7.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创新投入力度有待提升；8.部分惠企减负政策可操作性不强，最后一公里还存在堵点，企业满意度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