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新机遇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人均GDP跨越1万美元，中国发展备受瞩目。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避免重复投资和建设，聚焦到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上来是一条必由之路。

能源是国家社会经济的支撑，长期以来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始终是一把悬在能源安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化石能源的巨大消耗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能源实现独立和转型，对中国彻底摆脱石油美元经济体系，走上独立自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世界发展的新拐点，“三驾马车”中“出口”乏力，唯有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质变。中国不能再走粗放型、高污染的发展道路，而是应该加速转型升级，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布局、新结构，实现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为中国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本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国的体制机制显示出了优势。随着新能源、特高压、5G、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党中央提出“新基建”恰逢其时，技术、体制、市场、理念等各种因素的叠加，为中国引领能源革命、加速推动能源革命创造了条件。

从量变走向质变

从量变上看，一方面我国胡焕庸线以西的风光资源十分充沛，技术可开发容量高达180余亿千瓦，仅完全开发青海柴达木盆地的风光资源，即可满足50年内全国能源的总需求；2019年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双双突破2亿千瓦，位居全球第一；风光能源成本快速下降，10年来平均度电成本已从1元以上降至0.3元以下，已经具备替代化石能源的经济性条件。另一方面，我国风电、光伏装备产能，以及储能、氢能装机和产能均居全球第一，已建成全球最大特高压交直流网络，为中国能源从量变走向质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基建绝不是单纯的做大做强、重复建设，而应该是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基建时代，能源、信息和智慧化控制等技术将会加速融合，进一步加速能源革命的质变过程。“电气化”是能源革命的关键导向，推动能源“空间转移+时间转移，抓住供需两头”将是实现能源革命质变的战略路径。

在供应侧，建设若干西部清洁能源基地，将廉价的清洁能源通过特高压送到东部地区，实现我国清洁能源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在消费侧，大力推进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加快储能、储热、储冷、电动车及氢能的发展，实现传统的电力“发输用”同时完成向“发输储用”本质转变，实现对能源的“时间转移”，彻底解决风光间歇性问题。

实施“能源岛+智慧城市”为代表的“清洁替代计划”。“十四五”期间，三华电网电力缺口预计将达到1.2—1.8亿千瓦左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与蒙古国交界区域，新能源可开发量在4亿千瓦以上，建议在此区域规划建设“亿级千瓦风光储一体化能源岛”，预计落地电价0.35元/千瓦时左右，具有经济性。同时在受端规划建设6—8座“智慧城市”，整体布局储热、储冷、电动车及氢能等“时间转移”负荷，构建“电为核心的发输储用”一体化新型能源系统，率先打造“十四五”零碳发展示范模式。

通过“能源岛+智慧城市——清洁替代计划”的实施，一是可以迅速满足三华地区80%的增量能源需求，也可满足部分对存量化石能源的替代，以及荒漠化土地的治理，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发展动力。二是将全面拉动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绿色产业发展，触发投资规模将超万亿美元，打造新的增长点。三是实现清洁能源提供交通用能、供冷供热，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美丽中国。

目前，按照传统“发输用”同时完成的电力系统，我国电力装机20亿千瓦，最大负荷约12亿千瓦，电网整体效率较低，只有50%左右。“发输储用”新型电力系统，将通过对氢、电、热、冷的“时间转移”，大大降低对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要求，可以在现有电力系统基础上，大幅提高效率。在不提高能源成本的情况下，完成能源的质变过程，从而实现对煤油气化石能源的全面替代。

现代能源系统的展望

按照“空间转移+时间转移”的战略路径，中国能源革命将分两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2020年—2035年，实现对石油、天然气替代。这个时期，一方面继续加大特高压外送通道建设力度，并在存量火电调峰的前提下，可在西部快速建设3—5个亿千瓦级清洁能源岛基地直送东部，快速提升东部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同时在消费侧大力发展储热、储冷、电动车、电制氢等灵活性储能批量化产业，电力系统效率从50%提高到80%，不改变现有电力系统的情况下，实现对油气化石能源35%的替代。

第二个阶段：2035年—2050年，实现对石油、天然气、煤的全面替代。这个时期，储能、氢能技术实现大规模成熟应用，“电为核心的现代能源体系”将成为我国能源优化配置的主要平台，以清洁电代石油、代天然气、代煤全部完成，清洁能源将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最终替代。

为了顺利完成以上两个阶段的任务，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对所有发电商及用户实现峰谷电价政策，适当拉大峰谷电价差，激励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支持谷电、新能源制氢、制热、制冷、充电等商业模式发展。

二是鼓励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围绕电动车、氢能车推广、冷热能替代、智能能源控制等，选择一些省市开展智慧城市试点。

三是加大西部新能源的开发及政策支持力度，在内蒙古与蒙古国交界等地率先建设一批亿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把西、北部的高原、荒漠变成“新能源电气田”，替代传统的“油田、气田、煤田”。

四是这样一个巨大工程推进，不是一蹴而就的，有许多挑战和困难，需要得到社会各界通力支持，需要在政策上、税收上给予更多倾斜支持，如成立国家能源转型基金、协调通道建设等。

在“新基建”加快布局之际，能源革命已到了蓄势而发的阶段，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大有可为。对中国而言，此次能源革命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是一次行业革命，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战略的深化实践，对推进现代化进程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意义重大。中国有体制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完全可以成为世界能源革命的引领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破局，走出一条新道路，为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供更坚强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