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口全球占比约15%，约有六亿人仍未通电。数据显示，电力短缺使非洲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其GDP的4%，电力问题极大限制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很多专家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帮助非洲国家缓解电力短缺最现实与可行的途径。

　　目前，不少国际机构与组织纷纷走进非洲，开展可再生能源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级能源顾问、工学博士沈一扬介绍，由于逐渐稳定的和平环境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电力需求不断增长，及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显著下降，非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即便在油价降低的今天，相比非洲柴油或重油发电成本，风力及太阳能发电成本将只有其一半甚至更低，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替代能源。另外可再生能源由于不用额外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就可获得、建设便捷快速，相对火电及气电等传统能源运营操作更为简便更适合很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较薄弱的非洲国家。可再生能源可以快速地为非洲的初步工业化提供支持，同时减少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为非洲可再生能源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降低的主要推动者和设备输出方;在一带一路计划倡导下，中国也是非洲基础建设和初步工业化的坚定支持者;中国未来还将在非洲能源领域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无论是在双边援助还是商业投资方面;同时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验必将为非洲发展新能源发挥关键性作用。

　　对于现阶段正在实施的中非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南南合作项目，沈一扬认为，该项目是他见过的最有潜力创新的中非间低碳领域南南合作项目，虽然项目金额并不大，但从设计上看，该项目比很多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项目更具有包容性，考虑的困难和障碍更全面，这个项目非常有希望打造成为中非南南合作的新典范、新模式。沈一扬强调，中非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南南合作项目中的“技术转移”，不仅仅是“技术转移”，还包括创新的规划辅助、商业模式及投融资模式等。

　　当中国与非洲伙伴共同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时，不应为了技术而技术，进行技术示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和非洲伙伴一起设计可持续的能源 服务模式，使技术落地并以适当的商业模式长期运营，并在一定程度实现产业链中部分环节的当地产业化。沈一扬强调，在这过程中，如果用“统合化”的思维去做，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与当地产业项目(如农副产品加工项目及中小型工业项目)相结合，统筹发展，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

　　逐鹿非洲如何落地是关键

　　近年来，一批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开展可再生能源合作，项目涉及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领域。对于中资企业来说，可再生能源项目要真正落地非洲还面临着很多挑战。沈一扬说，能力建设很关键，项目要真正落地，就要为非洲培训技术工人和本土工程师。另外，由于非洲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产业链配套方面的障碍比国内大很多，零配件成本或物流成本非常高。除此之外，在政策实施方面，非洲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非洲很多政府的政策不如中国政府的长期一惯性强，政府部分政策及预算额度都会随政府换届发生变化，如何获得持续的政府支持也需要机制上的安排。”另外，沈一扬建议企业不能用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模式来与外国政府合作，因为中国政府执行力非常强，政策持续性好。“而在非洲，各国政治制度不尽相同，如果没有完善的合作模式设计，就会意想不到的风险出现，所以要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要因地制宜。”

　　对于即将进入非洲市场的中国机构和企业，很多中方机构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标准推广至非洲。沈一扬建议企业首先应按照国际标准做事。他说，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有过不少教训，除去那些忽视环保的企业，很多情况是中方是严格按照国内环评标准做项目，虽然国内环保标准某些条款比国际标准更为严格，但是最后仍在环保问题上饱受批评和诟病。如果双方一开始都按照国际标准来做，并邀请第三方机构来评估，就会减少最后的分歧。

　　沈一扬同时指出，资金匮乏也是现在非洲面临的重大难题，除了非洲很多国家面临大发展资金紧张外，对于大多数擅长做EPC的民营企业去非洲发展时，项目的融资问题需要非常仔细地考量。目前，非洲融资成本很高，在中方金融机构非常审慎的情况下，部分非洲国家银行贷款利率高达20%~30%，进入非洲的中资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摸索出合适非洲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只有摸索出合适的商业模式才能够保证项目长期稳定获得收益，而且这些模式必须接地气，适应非洲。沈一扬强调，“很多在中国可行的商业模式，在非洲并不一定合适。”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还要学会跟非洲本土金融机构和NGO以及其他机构打交道。
 

　　创新金融模式为可持续发展铺路

　　沈一扬认为，为非洲提供投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主要分三大类，一是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金融机构;二是中国的国际金融机构，包括金砖银行，国开行(中非基金)和进出口银行等;三是民营银行或商业银行。

　　沈一扬介绍，对于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来说，很多已经在非洲耕耘多年，项目也取得很好效果，但是需要进一步创新以推动可再生能源在非洲的大规模商业化运行。沈一扬认为，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应与当地本土金融机构相结合，携手当地可再生能源企业摸索出创新的商业模式或金融模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中国国际商业机构来说，最好与国家“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要有机地结合，做一些“统合化”的研究。沈一扬走过非洲很多国家，他发现很多项目很难拿到收益。因为项目建设完成后，电力需求很小，甚至很多政府部门都拒绝支付电费，在这种情况下，把发电项目和用电需求侧结合起来很重要，比如说农产品加工，印染、纺织等相对用电量教大的项目规划过程中，就应与新能源的资源进行资源匹配，互为补充。这样的模式使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向农产品加工场提供廉价电力，同时，发电厂卖电收益也有保证。“相关部门应该多做一些资源调查，把规划和投融资以及技术引进相结合。比如，撒哈拉以南很多非洲地区雨季水特别多，适合做小水电;旱季雨水少了，但是光照条件好，适合做太阳能，二者结合并辅以备用能源或储能，就能够形成一年四季较稳定供电的微电网，这样不仅可以给园区供电，也能够向当地电网售电，同时可以以较低价格供电给当地住民，推动教育卫生及扶贫等领域的进展。”

　　对于民营银行来说，进入非洲的时候也应考虑选择跟当地银行合作的可能性，使投资风险最小化。而对非洲银行来说，与中国金融机构合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风险，这样它就有可能愿意降低利率并更多投向新能源行业，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我们通过商业模式和金融模式的创新，让本土商业银行降低利率。我们还可以通过保险、再保险产品保障走出去企业的合法利益。”
 

　　合理引导打造更开放的平台

　　在沈一扬看来，“中非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南南合作项目”应该是个更加开放的平台，长期向中资企业敞开大门，同时，要加大对企业的宣导力度。

　　目前，很多企业还在持观望态度。“我们要把后续安排告诉他们，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如果能让中资企业看到我们打造的商业模式对于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有好处，他们会愿意去非洲投资、发展。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很少有技术转移是通过政府的安排由一个国家转移给另一个国家，一个企业转入另一个企业，一般都是由民营部门通过适当的商业模式进行合作，而在市场的机制下逐步转移。”

　　“如果把民营企业比作电子，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改变电子的运行方向，而是努力在旁边加一个电场，使电子运动方向自动逐渐趋同。只有合适的商业模式才能够造成大规模的技术转移，我们要做的就是，与联合国开发署一起做电场工作，吸引更多的中资企业加入进来。”沈一扬强调，如何在推动技术和政策创新的同时，扩大民营部门的参与，并打造合适的商业模式对于中非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南南合作项目至关重要。

　　另外，对非投资最好与国内其他援助项目有效结合。沈一扬介绍，中方“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合作不足，国有企业及官方援助机构隶属不同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他们之间联系甚少，更缺乏协调机制。“一个人面对丛林里的所有危机，周围没有人作掩护，生存比较困难。欧美及日本在保护自己企业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模式值得中国借鉴与学习。”